“病因？医院不是已经做出了结论了吗？”洪钧看着金亦英，故意反问了一句。
“我说的是那封信的意思。”金亦英忙说。
“噢，那封信。您为什么不去问问您丈夫呢？”
“问他？”
“是啊。信是他写的，当然他最清楚是什么意思啦。”
“可是，他的情况您也看见了，连我的名字都记不住，怎么可能记住那封信的内容呢？”
“那也说不定。也许，那封信还能刺激他的大脑，使他一下子恢复记忆呢。”
“是吗？我可不敢抱这种希望。不过，我明天可以把信拿来试一试。”金亦英看着街上过往的车辆，似乎有些心不在焉。
“那好，您明天让他看看，然后给我打个电话。我希望咱们能看到一个让人吃惊的结果。”
“您准备怎么调查呢？”金亦英换了个话题。
“如果您丈夫不愿意帮咱们解开这个谜的话，那我就只好自己去寻找答案了。圣国怎么样？”
“不错呀！城市不大，但是规划得挺好，挺漂亮的。”
“您为什么不调过去呢？两地分居，多不方便！”
“是不太方便！唉！”金亦英欲言又止。
“舍不得离开首都？”洪钧又问。
“那倒也不是。其实，达圣公司也曾经想调我过去，他们需要搞计算机的人。但是我不想去。一方面是为女儿着想，她今年上高三，中学教育当然还是北京好。另一方面嘛，我也离不开学校的工作。我喜欢教书。”
“您的话很有道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您信佛教吗？”
“不信。您问这个干吗？”
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我只是看了您丈夫的信之后有那么一种感觉，所以随口就问出来了。”
“我丈夫倒是对佛教挺感兴趣。圣国北面的山上有一个寺，他经常去。不过，他也不信佛教。”
“噢，是这样。”洪钧看了一眼手表，说：“我该走了。那么，我明天等您电话。再见！”
晚饭后，洪钧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面前放着那封奇怪的信。他的右手习惯地从前向后梳理着头发，这表明他在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。他一字一句地分析着那封信的含义，并不时地在旁边画上一些感叹号或者问号。他认为信中有两句话特别重要。一句是“我和公司的人吵了一架”；另一句是“无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”。前者似乎是整个“事件”的发端，因此查明和佟文阁吵架的人是谁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，后者则表明佟文阁已经有了一种预感。他预感到了什么呢？预感自己要得病？虽然这并非绝不可能，但是终有些让人难以置信。如果说他预感到有人要伤害自己，那还比较符合情理。看来，在本案——如果它确实是一起案件的话——的调查中，查明“何人”是个关键。
洪钧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九个似乎毫无关联的字上。他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找那些字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但是都失败了。忽然，一个念头浮上他的脑海——佟文阁真的丧失记忆了吗？其实，这个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大脑中，只不过他一直没有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。如果佟文阁是在装病的话，金亦英肯定是同谋或知情者。那么，金亦英找律师就一定另有所图了。洪钧不愿意怀疑自己的委托人。
（待续）
